第一个与学术风气有关。
像孔子那样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者，也不会多，所以后人仍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最后是人类寿命延长的问题。
他们如果是人类的话，只能是亚品种。生首先是一个行为，每个生命都是有限的个体，其功能是使生命得以接续。因此，真正对儒家伦理形成挑战的是人造婴儿与寿命延长。人口萎缩、人口老龄化是当下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的困境。五四时代那些以家为题材的反封建作品，就是这种激进思想的表达。
从社会功能来看，这不仅是两种具有结构关系身份的人之间的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代际合作、传承的前景。事能无有失，则协于天地之德，协于天地之德，理至正也。前者，在港台海外新儒家的第三代那里得到重视，并且发展出重要的儒学论题—反思启蒙。
大陆新儒家认定儒家风云际会的时代已到。从现代科学社会角度看，孝是需要定义与解释的。二者，儒家所讲的修身为本，在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儒家八德目中确实至为关键：扼住关键的修身环节，才足以接通儒家从个体修身到平治天下的上行道路。大陆新儒家的判教标准似乎存在问题：如果一个人自称儒家，却只讲内外，不讲本末，那岂不是伪儒？儒家之讲本末，对应于现代立场，就是强调人之行为的道德基础。
而后来这样的对等性原则被单方面的施加所替代，成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注10]。孔子值得膜拜，是因为他解决了春秋时代所面对的本根性问题，指示了后起儒家解决类似问题的进路。
在行动上，它却与社会实际相去甚远，以至于完全无法发挥大陆新儒家自诩的、为中国开辟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想进路。既然必须从儒家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那么准确界定儒家传统中有利于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资源，就成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工作。这样就把儒家最宝贵的现实性品格牺牲掉了，现代儒家也就只能是自然时间意义上在现代的儒家，而不是真正拿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呈现出现代的品格的儒家。大陆新儒家试图突破现代人的限度，重造哲学王，由此确立的儒家判教原则，显然与现代背道而驰。
相反将判教的热情引向认真对待儒家思想资源的研究者。于是，第二个方面就凸现出来。科学主义、物质主义、进步主义，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语，都和启蒙有密切关系。儒商传统源自农商经济，现代中国必须建构起工商经济。
如果不承认修身的极端重要性，儒家就缺少打通私人伦理世界到公共政治世界的桥梁。当代大陆新儒家，立意做董仲舒的不在少数，这从致力阐释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以及承续对策政治传统的学者尝试上可以看出来[注1]。
在帝制中国，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国家统治哲学，但却逐渐窒息了中国的思想活力。大陆新儒家在阐扬孝道之时，需要明确表明，权力、社会和个人都要遵循孝及其扩展的伦理原则：权力必须克尽政治责任，社会需要尽成员相互扶助的责任，个人为此要尽血缘性责任。
缺乏这样的分立意识，甚至顽强抗拒这样的社会分化进程，尽一切所能地维护两者的古典统一机制，那么，大陆新儒家就一定会采取一种悲壮无比的抵抗现实、坚持传统理想的姿态。西方强调自然法，并以之作为社会政治的最高规则，现代民主政制的建构原则与之内在关联。[注12] 沃格尔认为，日本人的这些特点，正是他们领先世界的精神基础和行为动力。事实认知前置，不等于完全脱离价值偏好，否则就会因为完全屈从现实而牺牲是非善恶判断。一个人以支持现代的立场来对治现代的弊端，来谋划现代的发展，才是真儒的态度。面对现代变局，应当引起儒家注意的事项至少有二：一是不能把儒家解释成非儒家的思想。
对现代新儒家来讲，有利于开辟其理论与实践新局面的进路甚多，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愿不愿意在人文科学的价值坚守同时，采取务实的社会科学之事实认知的态度，去努力建构适应并且引导现代健全发展的儒家新理念与新方案。这一思维定势，由三个结构性因素组成：一是现代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理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早已存在。
在现代社会，为此展开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发挥出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作用。假如大陆新儒家都像这样不承认社会科学的事实，只诉诸人文科学的价值信念，要想恰当应对现代变局就非常困难了。
这是一种积极应对现实的儒家进路。这些自我评价之论，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另做检验。
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即此之谓。只有在孝的第三层含义上，忠孝两种伦理才贯通起来。在这一点上可以走多远，会呈现出真假两种多元主义：仅以儒家统合诸家，那就是伪多元。追溯源头，这一精神在孔子那里已经稳固地确立下来：所谓夏商周三代相因，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面向事实的儒家理性态度。
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尤其需要溯源及流，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而拒斥将儒学史拦腰斩断，以印证自己的某种独特想法。
现代儒家谋求话语权力的独大，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一种力图在知识游戏中争胜的尝试。所谓急儒，就是看儒学一吃香，毫无儒学修养与精神储备的人便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属于儒家一员的那一部分人。
这从大陆新儒家坚持忠孝直接贯通的主张上面可以得到印证。这是两个紧密关联着的导向：非儒家思想，就是将道家的内圣外王直接换算成儒家的解释，然后把它作为是否是儒家的判准，结果便把儒家解释成了非儒家。
刘为什么认定儒家理想的三代之治在英国实现了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实际体会到英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文明有序。重启子学精神，就不会持这种立场。换言之，现代儒学应当且必须承认面向现代的各种主张之独立自存的事实，并且经过思想市场的竞争，获得自己参与或介入现代国家建构、人心秩序建设的契机。背离这一事实，就总是以清算的态度相与对待。
这些言论远不能以政治正确衡量了，即便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把女性说得如此一文不值，恐怕也与原儒宗旨有异[注8]。是故我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
由此浮上台面的儒学，宗旨不再是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增进爱国的热肠那种被动救世，而是积极主动谋划强大国家的制度机制与精神生活。这似乎是直面现实的态度，也似乎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尝试，其实却是在回避现实问题。
对中国来说，由于现代的晚发，政治正确尚缺乏约束力，但大陆新儒家能够如此轻率地表达对女性的蔑视，确实也让人诧异：面对现代，面对社会和面对现代人，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这是中国治愚的第二次现代变局进程中儒家必须审慎以对的问题。假如这样的思考方式体现为大陆新儒家的一致性思维特点，那么大陆新儒家就只是为规避现代挑战的古代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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